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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说曾在丹麦遇一德国青年，正写博士论文，题目让刘大吃一惊：《汉语中烹调动词的研究》；满纸薄跳动着虽熟悉却从未如此集中的烹调动词复让刘大开眼界：炒烤爆炖烧炮烙焖熘煸烘焯灼焙燎炼焗炙保烹煮蒸煎熬熏氽涮浇……；提的问题更绝："您认为中国烹调术里哪些体现出典型的道家精神？""您认为同样用小麦磨成面粉后，弄熟的方法，西方人用烤，中国人用蒸，这里面是否体现出两种文明的根本分野？"分手时，刘止不住问："你搞这种研究，到底有什么用？"那青年始料不及，大惑不解一如刘，侧头反问："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有用？……您是说……让谁用？……我们……并不是都要马上拿来用的呀！难道一定要像—比如说筷子那样，拿在手里就用的吗？"
刘先生称此奇遇虽过好久，"对西方人如此搞他们的‘东方学’、‘中国学’，仍在纳闷"。
的确，中国碰不到，太匪夷所思！不过我不纳闷，倒甚理解且极叹服，仿佛我一下发现了西方之所以科学昌明人文蔚然的方法论奥秘。我甚至想，研究心武先生的怀疑及纳闷恐怕比研究烹调动词更能见出两种文明的分野。
在西方，一个钟尖上到底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究竟能不能造一块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这类问题，中国人看来纯属扯淡，吃饱了撑的，西方居然能较真儿地探讨好几个世纪。西方人观察之细微，思维之缜密，确非一般东方人所可想象。整个可以说，西方人是死蛤蟆也得说出尿，瘪芝麻也得榨你2两油，铁公鸡也要拔你3根毛，凡事不逼到上帝那儿不罢手。
中国相对就粗疏得多。成都青羊宫和乐山大佛公园都有一娱人的小设施：一道影壁，上有一大"福"字。游客在十几米外闭目去触"福"，触及中轴便为有福。可惜十之八九都没福，摸到壁前，睁眼一看，"谬以千里"。谬归谬，没人思索所以然。又，前年读一小说，主人公从内蒙草原策马夜奔内地，比及天欲晓，发现又回到出发的蒙古包。作者只说怪，不明所以，读者评论家也不见得有人琢磨。然西方早就有人发现此类现象，且有答案。
北欧一学者，收集半辈子资料，如蒙眼的鸟儿打圈飞，蒙眼的狗投进水里的圈儿游，雾天划手在海里打转转靠不上岸，丛林夜行几次从小木屋出发又几次回到小木屋后面，如小说中那匹马。究析多年，学者终获豁然，撰文：《圆周运动是动物的基本运动》。动物两侧的肢翼发育不绝对平衡，那么飞、行、划时幅度便不等，结果便是只要距离许可，飞行划的轨迹必是圆。确切说两侧各划一圆，二圆同心。比如步行，若左腿步幅一英尺，右腿一尺又一寸；各走百步时，左腿走100英尺，右腿就走110英尺。这看来很怪，左腿怎么可能比右腿落后10英尺？是没落后，而是右腿每步都要向左偏一点。若没眼睛导向，每步偏的一点积累起来便是圆了。鸟狗马也一样，至于闭目触福，"谬以千里"，那是一段弧。
圆周运动云云我只是想佐证西方人的研究风格。孤立看，烹调动词研究其作用比圆周运动更等而下之，然而有用、无用原本不可截分，无为是为大为，无用是为大用，西方这种研究氛围、素养、路子是有大用的，足以破译天下任何奥秘。只有有用无用尽入眼底一网打进，才可打住有用的。倘瞪着鸭蛋眼只瞅有用的，你准把有用无用全抿过去。你嘲笑研究"马尾巴的功能"，也必不屑马头的功能；不屑马头，必不屑马、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古代中国正是如此；若不弃马尾，就更重马头、马、动物及至整个自然界—西方近代以来正是如此。
有用无用的鉴定误中国人不浅。封建时代读书做官之外尽皆旁门左道，于是技高如华佗尚自惭形秽，才高如蒲松龄面对长孙中举尚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于是人文不值一钱，社会科学院恨不得给拆了！我们业已而且还将为我们认为"无用的"付出代价。"无用的"常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