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架班机降落在沈阳机场,身着灰色西装的余文平和太太走下了飞机。这位七十多岁的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深深地吸着这里的空气,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太太好言相劝:"这不是已经到家了吗!快别哭了,再哭又要害眼的。"余先生一九四五年去台湾,原想在那里安定下来就把妻儿接去,没想到事与愿违。每天授完课,他总是闷闷不乐地走出校门,到附近的一家饭馆,面北而坐,借酒消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饭馆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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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架班机降落在沈阳机场,身着灰色西装的余文平和太太走下了飞机。这位七十多岁的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深深地吸着这里的空气,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太太好言相劝:"这不是已经到家了吗!快别哭了,再哭又要害眼的。"余先生一九四五年去台湾,原想在那里安定下来就把妻儿接去,没想到事与愿违。每天授完课,他总是闷闷不乐地走出校门,到附近的一家饭馆,面北而坐,借酒消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饭馆的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