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颖谦（右）正在进行一项新的研究工作。

一九四七年，我抱着用先进的科学建设落后的祖国的理想赴美留学。在轮船上，我认识了焦瑞身，并由于有着共同的抱负而建立了友谊。从那时起，我俩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三十年的生活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历过惊涛骇浪，但我们的理想不断地得到实现。

赴美前，我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在美国，我进入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大学，攻读医学社会学。在一九五○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我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工作，并继续攻读生物化学。焦瑞身原是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助教。他进入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研究中心—威斯康辛大学，选定微生物专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开拓了研究微生物利用的科学新领域—抗菌素的研究，他立志学成后回国为祖国填补抗菌素研究这项空白，利用微生物为祖国人民造福。六年以后，他取得博士学位。在我们相爱以后，决心不在恋爱、家庭问题上浪费精力和时间。所以，直到一九五一年底，在我已经二十七岁、他三十四岁时才结了婚。这些想法，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幼稚的。我们那时没有认识到不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科学救国是救不了的。但是，我们爱国的心是真诚的。

在瑞身取得学位后，我们搬到爱阿华州的麦斯各丁那市，在一家粮食加工公司的研究室工作，研究微生物发酵。瑞身担任高级工程师，是这个小城市四个工资最高的人之一。我们收集了一百十几种菌种和两大铁箱的科研资料，一心想回国后为祖国大干一场。可是当时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受到限制。我们很着急，因为我们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了，怕再晚点回国，为祖国出力的时间就不够了。我们一些留美的中国科学工作者给美国当局写信抗议。我们还写信给周总理，请求祖国设法帮助我们回国。经过一番斗争和争取之后，一九五五年，我抱着八个月的孩子，和焦瑞身登上回国的轮船。

理想实现了

我们回国后，当时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接见了我们。不久，瑞身被任命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微生物研究室副主任，我也在这个室工作。比起国内一般人，我们的工资是很高的。在研究所的院内，我们分配到一套五间房间的公寓。一个保姆帮助我照料小孩和家务。我们把全部心血和精力放在科研上。瑞身是个迷恋科学的人，他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说不上是什么料子做的；在上海住了多年，上街也叫不出路名。

回国以后，我们就开始研究微生物的连续发酵。经过三年努力，我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菌体形态变化和核黄素（维生素B₂）高产的关系的论文。一九五八年以后，我被调到植物激素研究室负责一个小组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初期，这个小组在国内首先系统地建立了三大植物激素的提取、分离和鉴定的方法。一九六二年我们开始研究适合我国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化学除草剂。我们的试验基地—上海郊区崇明农场的职工要求我们研究一种能在直播的水稻田使用的除草剂。当时在国外，化学除草剂已在蔬菜田和插秧后的水稻田里广泛应用，但水稻秧田却是个禁区，除草剂会把秧苗和幼稗都杀害了。这以后，我们根据激素对植物的选择性抑制作用，终于在一九六五年研究成功可以在水稻直播田里应用的「除草醚」等化学除草剂。这项成果先后在华东和全国推广。

关颖谦的丈夫焦瑞身（右）在实验室里。

在这个期间，瑞身和他的同事们取得更可喜的成果。他们在国内首创了微生物的连续发酵，使丙酮丁醇产量翻了一番，又把核黄素生产提高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并结合这些成果，在理论方面对微生物呼吸和菌体分化，以及抗菌素合成调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前后共发表论文二十篇。一九六三年，瑞身参加了全国微生物会议，受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一切，深深地激励着我们。

一场恶梦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的追随者控制了我们的研究所，我们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被诬陷成什么「钻进来的特务」。一九六八年底，我和瑞身分别被隔离审查。他们经常半夜审讯我。我们过去学习到深夜也成了「深更半夜搞特务活动」的「罪证」。这些人为了从我们口里取得「特务活动」的口供，他们对我威胁诱骗，辱骂殴打。我常常想起雪莱的诗句：待决的囚犯日子是最难过的。在我与瑞身分开隔离几个月以后，一次偶然机会我从远处看到他满头白发，使我一下认不出来。我可以想象他也受到同样的折磨。愤怒和痛苦交织在我的心头。有时我希望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恶梦。

一九六九年底，仅因我抄错毛主席语录中的两个字，他们当众批斗我，宣布我为「反革命」，并威胁说，我再不交代「特务活动」就要从严处理，送我去监狱。我忍无可忍，失去理智，感到只能用死来表示我对他们迫害的最后反抗。我痛哭着给毛主席、周总理写申诉信。我告诉两位老人家，他们对回国留学生的爱护和信任曾多少次激励过我，我是无愧于祖国的。我是被坏人逼迫冤枉的。我给弟妹写信请他们照顾我的孩子。一想到再也见不到瑞身，我的心都碎了。最后，他们搞不到什么罪证，只好撤消对我的隔离。当我怀着对孩子的思念心情回到家时，我的大儿子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叫我「特务」。对一个母亲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滋味！

关颖谦一家。 本文照片均为夏道陵摄

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前，我们曾下放劳动两年，后来让我培训英语翻译，瑞身则在实验室做些辅助工作。

春天的温暖

「四人帮」覆没了，温暖的春天回来了。我们八个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包括所长、副所长和一个室主任，都复了职。从美国回来的汤育丰、罗士伟和焦瑞身分别提升为三个研究室的主任。我也担任一个课题研究组的组长。经过了严冬的人，最能体会春天的温暖。我们又象当年刚回国时一样，对祖国感到温暖并寄于希望。四个现代化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们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剩下的时间不很多了。我们愿意挑重担。瑞身在研究抗菌素的微生物代谢调节和控制机理，还带了四个研究生。我继续完成过去未完成的有关除草剂在农作物里残留量的研究，并发表了论文。现在我们小组正在进行激素促进植物分子水平衰老的研究，例如这种研究可以用激素使棉花的叶子先衰落，以便于机械化收割。我还担负着不少的社会工作。一九七八年年底，我作为上海市代表，出席了全国归侨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归侨联谊会的常务委员。现在，曾受到「四人帮」破坏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制订的对华侨、归侨和侨眷「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又得到贯彻。中美建交以后，还有许多促进两国科技交流，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的唯一的夙愿是，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自己全部科学知识和精力。

在我们受迫害时被占用的房子已全部退还给我们。现在每天晚上，又象过去一样，我们学习工作到深夜。一九七八年我们的小儿子考上了上海科技大学电子计算机系。在美国出生的大儿子，十六岁初中毕业后离家到安徽省农村劳动。他刻苦自学，掌握一定的英语知识。一九七九年初，根据国家照顾侨生子女的政策，他被调回上海工作，并在去年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目前正在勤奋学习，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赶上来参加我们三十年前开始的、献身祖国的科学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