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夏衍今年八十岁了。他写过大量的戏剧、电影文学剧本、小说、杂文等。他有着丰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三百六十行，哪行都干过。」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当过国民党的海外部驻日总支部的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搞过工人运动，后来又教书，搞翻译。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参加文化运动后，他组织剧团，办过杂志。一九三二年左右开始搞电影。到一九三七年上海抗战开始后当了新闻记者，曾在上海、广州、桂林办《救亡日报》，后来编香港《华商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其间也做统战工作。解放后，他在外交部担任过一些工作，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管了十年电影和对外文化联络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下，他坐了八年半监牢。现在他是对外友协副会长、文化部顾问、全国文联副主席。

在多年铁窗生活中，夏衍的右腿被打断，眼睛也患了毛病。现在断腿虽然愈合了，但却比左腿短了一截。我们是在北京一家医院里见到他的。一进房门，当夏衍借地拐杖的支持从沙发上吃力地站起来和我们握手时，我们的心里都很难受，但这位久经风霜的文艺老战士却一下子兴致勃勃地打开了话匣子。

「前途光明，问题不少」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工、青、妇、文联各群众团体中，文联是最后一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可见文艺上遇到的麻烦最多。这是为什么呢？夏衍说：「主要是有一些问题，但不是文艺界本身的问题。例如『四人帮』打倒以后，文化部新来的负责人捂了一年的盖子，表面上有揭批，实际上未动。文化部真正开始动起来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有些冤案、错案、假案得到平反，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运动才开始。现在文艺界总的情况是：『前途光明，问题不少』。」

文艺界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各部门的形势发展很不平衡。夏衍说：「打倒『四人帮』以后，反应最快的是漫画、相声；再下来是短篇小说，《班主任》、《伤痕》、《爱情的位置》……相继出现；再下来是话剧，已出现了几个好的话剧。思想解放，政治上比较大胆，但是艺术上有些缺点。比如《未来在召唤》这个话剧，作者大胆地干预生活，内容是描写思想僵化的某些干部，但在对话、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还有歌剧《星光啊！星光》、《撩开你的面纱》，都是揭『四人帮』的。这些都是年轻人写的。老年作家的作品也有，象曹禺的《王昭君》，陈白尘的《大风歌》，尽管对这些戏还有争论，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写出来了，他们已经六七十岁了。……」

夏衍还谈到：「电影比较差。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有十二部故事片，还有美术片、新闻片。开始有些好转，明年可能会好些。特别叫人高兴的是，有几个第一次当导演的青年人崭露头角。比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小花》。这真是很小的一朵小花。这部故事片的导演就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几位青年人。」

「音乐比较弱，我跟音协的人讲，每一个时期都有许多好的歌，大家都会唱，象三十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有《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都变成国歌了，贺绿汀的《在太行山上》，人人都会唱。但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没有一首群众都会唱的歌，有一个《祝酒歌》，还有争论，因为不够大众化。」

「美术方面是好的。国画有发展，因为那些画家受『四人帮』诬陷迫害，反『四人帮』劲头大，创作劲头足，是去年搞展览最多的一个方面。最近在北京国际机场完成的壁画也很好。」

他说：「曾有个日本朋友问我：打倒『四人帮』三年啦，文艺有没有什么起色？我说，起色还是有的，不过一时还不大看得出来。艺术不象轻工业品那样上的快。发展轻工业可以进口一点机器，可是艺术不能靠进口外国作家啊！比如一个人生了十年大病，不止十年，有人从一九五七、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后就没实践机会，就不能写啦。有二十多年了，让他一年之内就恢复是不可能的，恐怕要三年五年的时间才能复原！但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电影演员张瑞芳（左）在第四届文代会上欢晤阔别十多年的香港著名电影演员夏梦。 王辉摄

著名话剧导演、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左）正在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青年业余话剧团的编剧、导演交谈。 王子瑾摄

西藏舞蹈演员桑姆（右）和独唱演员关觉玛（左）都是出席第四届文代会的青年代表。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中）最近接受天津市京剧三团青年演员刘明珠（右）和天津市京剧团青年演员张学敏为徒弟，决心把他的表演艺术传给后人。 宋佑民摄

当前中国作家的状况

接着夏衍论述了当前中国作家的状况。他说：「按理说，年方五十的作家应该是大写特写的时候。今天五十多岁的作家，解放时才二十岁，他们这二十年的时间是怎样过来的呢？经过十年内战，八年半的抗战，三年的解放战争：……已经二十年了。因此，今年五十岁的作家，他们是在打仗、逃难、轰炸中过来的。有一个外国人问我，搞了三十年，为什么不出一个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作家啊？我说，今年五十岁的作家，他们青年时代是在战争与革命中度过的，因此他们没有一个打基础的机会。现在的青年经受了林彪、『四人帮』时期的十年苦难，有很丰富的、不平常的生活阅历，看到种种复杂尖锐的问题，是严肃思考的一代，这是他们极大的长处。但是这十年剥夺了不少青年受到正规教育的机会，结果有些年轻人古文看不懂，唐诗念不下去。我担心的不是别的，是这些青年人肯不肯用功。现在好的年轻人很多啰，但也有些稍有成绩就骄傲自满的。在我们那个时候究竟是经过基本教育的，念过书—小学、中学、大学，经过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后，就不看中国旧书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把中国的线装书扔到茅厕坑里去。我们这一辈比鲁迅、郭沫若、叶圣陶差，现在年轻一点的比我们就更差了，知识很缺乏。所以要求青年作家下一点功夫，多读些书。华国锋同志说：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是极大而不是小小的提高；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在内。中国本来是文明古国，但现在实际上有许多不文明的地方。要出一个鲁迅、茅盾、巴金那样的作家恐怕时间还要长一点。」

关于打破「禁区」

长期以来，中国文艺界有许多「禁区」，现在作家们冲破「禁区」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教夏衍。他说：「本来不应当有『禁区』，因为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生活中有的，它都应当反映出来，不管是美的丑的，正确的错误的，它都应当反映。文艺是反映生活的，象镜子一样摆在那里。除非你作者不愿写，那是另一个问题。今天有人设『禁区』，不让写，将来还是有人写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是例子。秦始皇死了两千年了，他的功过还有人要评论。欧洲也是这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很厉害，后来他成了暴君，但他的功绩怎样讲？他有功有过，他把英国国王的头砍了，这在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打开了缺口。所以事情的功过有的是要等一段时间，不能急于搞。总的说，现实中或亲身经历中有意义的东西都可以写，关键只在于以什么态度来写，怎样写。

「所谓『禁区』，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搞『禁区』不行，破得不好也不行。在这方面中国过去是有斗争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电影里是没有爱情的，古代的还可以，《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都是古代爱情题材的好电影。近代就不行，有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时宣传部门审查就通不过，经过好大的斗争才放映。这个『禁区』现在已经打开了，但是过了一点头，老百姓也不接受。」同时他还谈到有些反面事物用电影形式表现不大合适，因为电影是最容易被人模仿的。

文艺界要有法

夏衍还谈到发扬民主及法制问题。他说：「文艺界还没有法，别的都有了，连森林法都有了。我们现在没有出版法，谁都管。某一个人讲一句话往往就决定了一个戏的命运。最近的例子是上海关于《『炮兵司令』的儿子》的争论，听说本来意见很分歧，有人认为是毒草，后来一个领导同志讲了一句话，认为可以，这才开了禁，这个戏又演了。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一定要经过群众审定，而不能由少数人决定。我们应该尽快制定出版法和著作权法。总要有一个法律可循，现在没有一个法律，有人一讲好就好，甚至于干涉到无理的程度，连反面人物姓什么也会受到无理指责。」他认为「文艺上的一些问题，要允许争鸣。文艺界要有民主，即使作品中真有点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还是人民内部的事，采取争鸣与批评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大家不能不担心害怕，文艺就不可能真正繁荣起来。」

相当长一段时间，夏衍因治疗胃的毛病住院，他告诉我们：「入院疗养以来，健康状况已大见改善。医院里非常安静，除遵医嘱打针吃药之外，余下的时间还可以阅读些剧本，思考些问题。」但是他仍比较忙，因为一周中有四个下午医院准许探视，总是有客人来访，有的人是带着工作到医院来找他的。

（周扬、阳翰笙谈话下期续登）